“風度”原是魏晉時用來品評人的詞語。

魏晉時期，人們對人的品評由道德風范轉向人外貌，進而發展到人的神氣質。魏晉名士有一種不同於流俗、甚至不同於任何歷史時期的言談舉止。風度不僅僅是個人文化素質與神狀態在言談與儀表上的反應，對於一定的社會階層來說，風度集中現了他們的人生觀和世界觀，集中塑造了他們的社會形象。它不僅是一種政治和文化現象，而且深深影響著人們的心理與行為，從而構了這一時代所特有的社會現象。建安七子、正始名士、竹林七賢等人，正好反映了魏晉名士的時代神。

魏晉風liu是魏晉士人所追求的一種有魅力和影響力的人格，或者說是他們所追切的藝化的人生，用自己的言行、詩文、藝是自己的人生藝化。這是在魏晉玄學的大背景下出現的，魏晉玄學的形改變著士大夫的人生追求和生活時尚、價值觀念。構魏晉風liu的條件是：玄心、見、妙賞、深，其外在特點是：穎悟、曠達、真率，代表人是：陶淵明，王羲之，以及竹林七賢等。

一、迷惘的年代

三國和兩晉是一個統一王朝消失的時代。漢末到魏晉，階級矛盾、社會矛盾不斷惡化，統治階級部相互傾軋，致使社會不安，政局變幻不定。東漢末年的政治敗壞引發了黃巾起義，隨后軍閥割據，出現三國鼎立的局面。到了西晉，雖然實現了統一，但不久發了“八王之”，北方游牧民族趁機侵，西晉的統治也隨之結束，中原了諸族爭斗的戰場。晉室南渡后，建立了東晉王朝，偏安半壁，但由于統治集團部的爭斗不斷，農民起義的高漲，最后劉裕取代了司馬氏政權，建立了劉宋王朝。

這些混而痛苦的歷史事實，讓當時的名士們思治而不得，茍全命于世，對文化、思想和社會風氣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那些循規蹈矩，那些道貌岸然，似乎都了一個個玩笑，傳統的力量在無形里消失，越來越多的名士在無的明天面前選擇了叛逆。有些人，佯狂而避世，在清醒與沉醉里優游，在痛苦和癲狂里迷失。于是就有了所謂的“魏晉風liu”。看世說新語，到的就是與整個封建統治時期格格不的豪邁與不羈。書中有載：劉伶恒縱酒放達，或形在屋中，人見譏之，伶曰：“我以天地為棟宇，屋室為禈，諸君何為我禈中”如此放浪形骸，逐漸了一種風氣，“故去巾幘，服，丑惡，同禽”。在名士中甚至有男人追求外貌化，涂脂抹，“服婦人之服”的畸形的社會現象。

如果說魏晉風liu是一個不可及的古老的神話，那麼那場發生在國西海岸的富有創造的運在40年后的今天仍如此深刻地與“國”這個名詞相連，那是一個似乎剛剛散去的宴會，它的失敗和它的延續似乎并不矛盾，它仍滲在西方社會的思想文化當中。反戰運、學生激進運、民權運伴隨著伍德斯托克40萬人共釀的理想之酒，伴隨著“嬉皮士”的群居村，伴隨著“個人事即政治之事”的權主義，伴隨著煙霧騰騰的大麻，伴隨著“與和平”的口號，它們可以刺痛整個制中的道德模式、經濟機和政治謊言。伴隨著某個生育高峰，產生的不僅是那些“長發蓬蓬地游在街頭的青年”，還有對自我的發現，對社會的警覺，以及指向國家軍事和政治領導的懷疑。

在今天看來，這兩段而迷惘的歷史都帶著深深的無奈，但這些無論是發生在千年之前的還是異邦的故事總帶給我們一種神往。

二、桃花源

“竹林七賢”的酣飲醉談,陶淵明的田園生活和夢里那個桃花源，是什麼支撐著他們的神世界是什麼攜領著他們飛蛾撲火般的旅程

魏晉的名士都注重神世界的純凈，無視功名利祿和富貴，心曠達，形跡放浪，這就反映了整個時代對傳統禮教的挑戰，對腐朽文化的不滿。老莊思想就是最銳利的武。

魏晉最為特殊的意識形態就是玄學了。老莊思想可以讓人們擺現實的紛爭回歸自然，回歸自我。而儒家思想陷了矛盾：它在這個的年代已經實在無法為社會的規范和主流，可也不能完全從人們的思想里消失，于是就有了“援道儒，儒道合流”的玄學。

“魏晉名士好老莊，何晏有無為論，王弼有老莊注，阮籍有達莊論，郭象有莊子注，嵇康則標榜老子、莊周吾之師也”國史概要

而真正反映“魏晉風liu”的神特質的，是不為外所累，率而為的言行風范：王子猷居山，夜大雪，眠覺，開室，命斟酒。四皎然，因起彷徨，詠左思招詩。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世說新語

莊子自然純樸的審觀，為我們展現了一種恬淡純樸的自然意境，它要求人們去掉人為造作，提倡回歸自然，持守自質樸的本。在他看來，符合自然本的才是的，自然而然就是。陶淵明描寫他的恬淡純樸的生活，寫出了生活的俗超然，正應和了道家的藝境界：“無失俗韻，本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羈鳥舊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野際，守拙歸田園。方宅十余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后檐，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鳴桑樹顛。戶庭無塵雜，虛室有余間。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歸園田居其一”；“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采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辨已忘言。飲酒其五”

這樣的逃避現實的方式是很多名士所選擇和追求的，這是他們潔自好的最好途徑：既表了自己對當權者的不滿，又比較安全，也符合老莊思想反對功利的價值觀。他們也向往著烏托邦式的“桃花源”：無君無臣，自耕自織，無憂無慮。

可現實生地刺痛著夢想：曹為消除異己，就殺死了孔融、楊修等名士；到了魏晉政權替，曹氏和司馬氏殊死斗爭，被害的就有何晏、嵇康、夏侯玄等人，到了兩晉，政治環境不斷惡化，以至于“名士有全者”晉書阮籍傳。評論政治是不敢的，為了填補神空白，專談玄理的清談風行，而清談的容，主要就是周易、老子、莊子這“三玄”，突破了“獨尊儒”，又結合了儒家思想和佛教思想，達到了哲學上的一個高峰。

追求超越世俗的生活方式，帶著濃重的文化懷疑和避世的無奈，保持心靈純凈的愿和回歸自然的想法，這就是魏晉名士

三、人格之

魏晉風度，在很多人看來，是一種真正的名士風范，所謂是真名士自風liu，由正始才俊何晏、王弼到竹林名士嵇康、阮籍，中朝雋秀王衍、樂廣至于江左領袖王導、謝安，莫不是清峻通，表現出的那一派“煙云水氣”而又“風liu自賞”的氣度，幾追仙姿，為后世景仰。

魏晉風度，它作為當時的士族意識形態的一種人格表現，并為當時的審理想。風liu名士們崇尚自然、超然外，率真任誕而風liu自賞。晉朝屢以歷部尚書請王右軍，但遭屢拒絕。我想，正是因為神的超俗，“托杯玄勝，遠詠莊老”、“以清淡為經濟”，喜好飲酒，不務世事，以逸為高等這樣的人事哲學觀，才能造就那傳奇的蘭亭序。

然而，魏晉風度為什麼在歷代每每遭貶，究其原因，大略是這幫名士們飲酒過度，醉生夢死；再就是放達出格，有悖常理，另就是清談誤國。據傳說“竹林七賢”之一的劉伶，縱酒佯狂，經常是抬棺狂飲，且上一不掛于屋中，人見均嗤之，他卻反相譏：“我以天地為房屋，以房屋為，你們干嗎要鉆到我里來呢這些名士們為求長生而煉丹服藥，穿喜寬袍大袖且經久不洗，故而多虱，因而“捫虱而談”，在當時是件很高雅的舉。

其實以魏晉風度為開端的儒道互補的士大夫神，從本上奠定了中國知識分子的人格基礎，影響的相當深遠。可是，魏晉風度的所及，也帶來了弊端，許多人趕時髦，心也并非嵇康、阮籍似的沉重，卻也學他們的放達。其實現在年輕人作為對人生的，自我的發現與肯定，與東漢末以魏晉風度的價值觀念四一脈相承的。而現在年輕人在追求行止姿容的漂亮俊逸上個上，又和魏晉風度的學關相輔相。

九品中正制

基本概念

九品中正制是魏晉南北朝時期一種重要的吏選拔制度。又名九品人法，分為九個等級，作為政府選用吏的依據。中正：有名的推薦，人才的等級由他們評定。是魏文帝曹丕為了拉攏士族而采納陳群的意見。曹丕篡漢前夕即延康元年220年由魏吏部尚書陳群制定。此制至西晉漸趨完備，南北朝時又有所變化。這一制度創始于曹魏，發展于兩晉，衰落于南北朝時期，廢除于隋朝，隨之科舉制形。

設置方法

以魏晉之制為例，其主要容為：

先在各郡設置中正，稍后又在各州設置大中正。州郡中正只能由本地人充當，且多由現任中央員兼任。任中正者本一般是九品中的二品即上品。郡中正初由各郡長推選，晉時改由州中正薦舉，中正的任命權掌握在司徒府。州郡中正都設有屬員，稱為“訪問”。一般人可由屬員評議，重要人則由中正親自評議。

中正的職權主要是評議人，其標準有三：家世﹑道德﹑才能。家世又稱“簿閥”﹑“簿世”，指被評者的族和父祖爵。中正對人的道德﹑才能只作概括的評語，稱為“狀”。如曹魏時中正王嘉“狀”吉茂為“德優能”。西晉時，中正王濟“狀”孫楚為“天材英博，亮拔不群”。中正據家世﹑才德的評論，對人作出高下的品定，稱為“品”。品共分為九等，即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但類別卻只有二，即上品和下品。一品無人能得，形同虛設，故二品實為最高品。三品西晉初尚可算高品上品，以后降為卑品下品。

中正評議結果上司徒府復核批準，然后送吏部作為選的據。中正評定的品第又稱“鄉品”，和被評者的仕途切相關。任者其品必須與其鄉品相適應，鄉品高者做的起點又稱“起家”往往為“清”，升遷也較快，人尊重；鄉品卑者做的起點往往為“濁”，升遷也慢，人輕視。

中正評議人照例三年調整一次，但中正對所評議人也可隨時予以升品或降品。一個人的鄉品升降后，品及居之清濁也往往隨之變。由于中正品第皆用黃紙寫定并藏于司徒府，稱“黃籍”，故降品或復品都須去司徒府改正黃紙。為了提高中正的權威，政府還止被評者訴訟枉曲。但中正如定品違法，政府要追查其責任。